央广网北京9月27日消息（记者张棉棉）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提取时代关键词，记录国家成长与进步。中国之声新中国成立75周年特别策划《时代关键词》本期推出通信篇。关键词特别提示：电报、固定电话、BP机、大哥大、移动电话、5G。
电报业务实现“千里信息一线牵”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11号的电报大楼每天都会传出这首《东方红》的乐曲声，伴随铿锵的报时钟声，已经在首都上空回荡60余个春秋。尽管电报大楼早已没有了电报业务，但作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综合通信枢纽，也是当时中国电报通信的总枢纽，电报大楼记录着人间悲喜，也见证着新中国通信业日新月异的发展。
1959年国庆时的北京电报大楼
1956年，北京电报大楼落成剪彩
“我那时是19岁。技校学的专科就是电报，毕业就分配到这里了。”白何廷是电报大楼里最后一名资深报务员。1976年，他来到这里工作，刚来就赶上“唐山大地震”，电报大楼被挤得水泄不通，传送带上的电报跑个不停。大家全靠电报和震区的亲人联系。家家户户最怕听到的话就是“谁谁家，有电报”。大概一个星期就要收发上百万份电报。
在北京电报大楼工作的白何廷
50年代的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
那时候，电报大楼里两个报房共八九百人，以电报员为主，轮班不停歇，这里也成了老北京最早一家“24小时不打烊”的营业场所。白师傅回忆，自己每分钟可以发送30个汉字的电报，也就是每分钟要准确打出120个数字。“一看太忙了，得机务人员和领导干部都上岗，一块儿干，甚至部门主任、通信科的管理人员，他们有时候都回来帮忙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报员正在发电报
当年的标准电码本
当年的标准电码本
电报按字收费，起初四分钱一个字，一封电报内容加地址至少要20个字，也就是8毛钱。可那时候大白菜5分钱一筐，一封电报够买一车菜了。所以除非家里有大事发生，否则不会轻易发电报。“家有急事，速回”“儿安好，勿念”“平安”是最常见的电报文。
“还有的是自己造一个字，等于收一个字的钱，比如‘已生’，‘平安’，生的又是女儿，于是就创造了一个左边女字旁，右上面是‘生’，‘生’下面是‘平’，所有的意思都代表出来了。”徒弟陈宝凤回忆。
发电报的时间戳
发电报的时间戳
王德源是白何廷的好搭档，也是电报大楼最后一名电报投递员，八十年代起王师傅骑着自己的红旗牌摩托，一拿到白师傅从四层楼通过气压桶送下来的电报，就立刻穿梭在四九城纵横交错的胡同里，隔着当街老远扯着嗓子喊上一声“有电报”，惊醒一胡同街坊，最快的加急电报八分钟即可送到。
那时候，普通人拿着电报到北京火车站就能买站台票，有电报就可以去接人。
电波能瞬间穿越时空情连两端，成为那个年代最便捷、最普及的通信手段。1990年北京电报业务达到顶峰，超过4440万封。2017年，白何廷师傅退休了，那一年，服务了59年的北京电报大楼一层营业厅正式宣布停业。电报大楼之外，通信技术革命早已悄然开始。
2017年，电报大楼一层营业厅正式宣布停业
1972年尼克松访华，心细的周总理发现不管尼克松走到哪里，身边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就走到哪里，手里的“黑匣子”如影随形。原来那是一个活动型卫星地面站终端。很多历史性画面被迅速通过卫星系统传播到全球各地。正在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的朱高峰也被美方的“黑匣子”所震撼。
“这件事也给我们提了醒，外商到了中国以后，如果交通不太好，比如有的小地方一两天出不来，他还可以容忍，但是他到那以后，如果没有电话机，跟公司或是家人联系不上了，那他绝对不来了。”朱高峰说。
参加论坛的朱高峰
八十年代初，已经成为邮电部副部长的朱高峰和同事们开始思考，如何让座机电话能如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祖国的各个部位？参考日本曾经在电信大发展时期收取过“初装费”，也就是第一次安装电话要缴纳的费用。邮电部经过实地调研、多方论证，最终确定电话安装费最高价格5000元，安装电话的对象向市场放开。
“反对的声音还是有的，但这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朱高峰说，“要是不收这个钱，绝大部分人在短时间里装不上电话，收了这个钱我能装100部！”
80年代、90年代常见的固定电话
北京西单公用电话亭开业
北京的公用电话亭
尽管价格昂贵，但对渴求将中国和世界联通的地方和企业而言，5000块能打开全新的世界，也能真正架起贸易的桥梁，这5000块就是“架桥费”。事实证明，后来安装电话的人排起了长队，朱高峰这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国家向普通家庭开放安装电话。1982年，“加快通信发展”被写进党的十二大报告。此后，座机电话在全国逐渐普及。
“有事您呼我”与奢侈品“大哥大”
通信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有线电话的热潮还没过去，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更加方便的新型通信工具——寻呼机也叫BP机悄悄露出“尖尖角”，那时，腰间别着一部半只香烟盒大小的BP机，遇人说一句“有事您呼我”是一件既时髦又彰显身份的事情。尽管BP机并非如今的无线即时通信工具，但移动便携的特征，尤其有的BP机还具备简短的短信功能，让它迅速地风靡开来。我国第一家无线寻呼台也于1984年在上海创立。
20世纪80年代，售卖BP机和大哥大的商户
BP机
卜雯倩：我们那时候126寻呼台有两个地方，同时三四百个人在一起接电话，大家轮流翻班，不停有人打电话进来，一个寻呼员一天要接大概2000个电话，脑子是高度紧张的。
1994年，21岁的卜雯倩进入寻呼台当上了寻呼小姐，同年，上海成为国内首个无线寻呼用户突破100万户的城市，进入业务发展鼎盛期。当年，寻呼小姐是一个热门的职业，她们漂亮体面、收入可观，绝对算得上“白富美”。卜雯倩的照片被贴在大街小巷，甚至是公共汽车上，她成了大家眼中的“最美寻呼小姐”。“当初上海在四川北路上，所有的宣传包括报纸上的宣传其实都是以我为代表的寻呼员去做宣传的。”卜雯倩说。
20世纪90年代，正在寻呼台工作的卜雯倩
当上寻呼小姐并不容易，卜雯倩总结，“招聘很挑剔”：除了要求有文凭，还要会外语，最关键的是要通过最后的培训。卜雯倩介绍，他们后来还参与上海市的技能大赛，考物理、考化学，考机器的实操，还考电工实操，然后笔试，一共评了10个优秀，她所在的公司一共获得6位优秀，她就是其中一位，心里特别自豪。
20世纪90年代，上海国脉公司的寻呼台
20世纪90年代，上海国脉公司的寻呼台
同样作为这一时期的主流通信工具，比BP机稍晚出现的大哥大不仅在港片中盛行，在1995年左右的内地也迎来发展高峰期。凌斌是当年第一代大哥大问世时的“放号小哥”。
凌斌
凌斌：从美国进口的手机，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把这台手机和上海的网络做一个设置，然后把你的手机号码输到这个手机里面，配上说明书，再做一个标签。那时候我们国家规定，移动电话和买一台电台是同样的管理，无线电管理委员会要求每一个手机上面贴一个入网许可证，听上去很滑稽对吧？
20世纪90年代大哥大放号
20世纪90年代百姓购买大哥大
虽然一块砖头一样的“大哥大”售价2万多元，按当时的物价可以买15万斤大米、2万多斤猪肉，但购买者甚多。凌斌告诉记者，那时候如果手里拿着大哥大，绝对是奢侈品，好比今天的人手里拎着个LV包，上海长途电信局后来举行了两次集中大放号，3-6个月放一次号，很多人都是用报纸包裹着现金去购买，因为现场太过火爆，当时长途电信局不得不从银行请10名工作人员带着点钞机过来，还有一个班的武警战士在现场维持秩序。
手拿大哥大成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种时髦
“你想，每天有1000多个人到我们电信局营业厅门口排队，那不影响交通了吗？就找了一个少年宫。”凌斌介绍，“那个时候，手机的包装盒就跟现在一双运动鞋的鞋盒子这么大，我们几个年轻人一人一个教室，晚上就看着这样一堆机器，没地方睡我就睡在摩托罗拉的手机上面，上面再铺个席子，我就睡在这堆机器上，所以我这张床是1000台手机，1台2万多，就是2000多万的床。”
20世纪90年代的大哥大
“神州任我行”究竟怎么“行”？
尽管大哥大火爆，但移动通信当时却并不被看好。1945年出生的李默芳作为我国移动通信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寻找中国移动通信网络的发展方向，但面对的是并不乐观的发展前景。
“当时无线室在传输所的4楼，无线室热门的是微波和卫星，移动是不被看好的，大家心里都在想，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建设中国自己的移动通信网络呢？”李默芳告诉记者。
李默芳
1985年，转机来了，我国要制定自己的移动通信网络技术体系，这个沉甸甸的任务交给了李默芳和她的同事。万事开头难！没有任何经验，一切从零开始。
查资料、参考固网模式，综合考量当时经济发展的现状，反复试错……最终，这部统一的移动电话网络技术体制出炉，也成为我国第一代模拟蜂窝移动通信网络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为移动通信网络大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然而，有了网络却没有全国自动漫游功能，拿着大哥大只能在自己的城市用。当时通信标准主导者又都是设备厂商，完全是国外垄断。这些模拟网的厂商已经站稳了中国市场，对我们要建移动漫游网并不感兴趣。此时李默芳再次担起重任，商业谈判、技术试验，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
李默芳：模拟网不同设备厂家是不能提供自动漫游功能的，为此，我们在中国七号信令的基础上，制定了联网漫游的标准，让厂家去开发，最终实现了全国自动漫游功能。
1996年，移动电话实现全国漫游，同年开始提供国际漫游服务。图为1996年国际通信展上国际漫游成为展示重点
1996年，我国有了全球第一个能真正实现全国自动漫游的移动通信网络！从此，移动用户再也不用每次出省（区、市）都必须到移动营业厅办理漫游手续了，真正实现了“神州任我行”。
20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用户在报摊买充值卡
5G速率的标配原来是“虚拟现实”！
蓝屏的诺基亚、绿屏的摩托罗拉、翻盖的三星CDMA双屏手机……进入2000年，五花八门的数字机随着话费的降低开始大规模进入普通人生活。中国的通信网络建设也在不断提速，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司长的闻库犹记得在办公楼房顶上测试4G基站信号时的激动：要想有高质量的网络，我们自己就要有创新。
“2012年底2013年年初，那时设备还不正常，还在那儿来回测，拿着测试终端，没地儿装基站，我在我们万寿路（工信部大楼）楼顶上，装个4G基站，就可以在办公室测了。”闻库说，“最后测出来最振奋的一点就是能到30兆的速率，我们家里那时候装最贵的宽带，好的也就20兆，一般也就3兆、5兆，10兆已经是很好的了，所以那时候测的速率特别好。”
闻库
5G要定多快？大带宽、低时延、高速率如何实现？闻库和专家学者在上万次测试比对后，咬牙给出了5G至少100兆的速率目标。“咬咬牙说是5G顶级跑到1个G，平时要保证100兆，后来大家说，我们现在光纤也就20兆，要100兆干嘛？下载照片、电影用不了100兆，我说，虚拟现实！大家都觉得对，虚拟现实一定要比其他的东西都跑得流量多，就这么定的。”闻库说。
2019年6月6日，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牌照，中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2019年6月6日，5G在我国正式商用。五年来，我国5G在标准制定、技术研发、产业发展、融合应用等方面实现全球引领，我们建成世界上最大的5G网络。截至去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17.27亿户，平均每个人有了一个半手机，其中，5G移动电话用户达到8.05亿户。5G网络从“县县通”向“村村通”持续迈进，5G应用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74个，正在赋能千行百业。
2020年4月30日，中国移动在珠峰海拔6500米前进营地开通全球海拔最高的5G基站，实现5G信号对珠峰北坡登山线路及峰顶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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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库说，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征程上，5G“下半场”的发令枪已经打响，5G-A商用部署持续加快，6G也鼓角相闻……中国信息通信行业将坚持创新引领，推动我国科技实现新突破，为世界移动通信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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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年来，我国通信技术的更迭排山倒海，如何更好地拥抱呼啸而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又是什么？中国通信业正在继续急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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